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乃至其他领域取得了正统地位。 儒家先贤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思想经过反复诠释,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虽然儒释道长期以来并存、相辅相成,但其内圣外王、踏实治世的传统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国泰民安”、“学有所成,出仕为官”也被士大夫奉为人生准则。 因此,儒家思想对传统行政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是传统行政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传统行政文化是传统社会形成的行政观念、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的总和。 在传统行政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行政观念或行政价值取向。 我国的传统行政文化非常丰富,既有儒家思想,也有道家、法家等其他思想流派。 但总体而言,这一观念体系仍以儒家思想为主。

从本质上讲,儒家思想是关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类行为规范的思想学说。 因此,秩序自然就成为儒家所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儒家思想最早诞生于礼崩乐坏的动乱时代,人心不老。 这充分体现了儒家圣贤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期望。 秩序的产生和维持离不开治理者和治理过程。 因此,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试图通过礼乐制度恢复天下太平。 对此,他充满了信心。 他说:“只要有用,我只需要几个月,三年就能成功。” (《论语?子路》)

从功能上看,儒学是治世之学,这也决定了它与治国理政有着密切的联系。 儒家思想与佛教、道家思想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施世于世的思想。 前者着眼于现世,后者则更注重来世。 儒家经典中对治国之道的论述很多,孔子的治国思想在《论语》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例如“为政以德为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共享”。 “杰哥”; “提直错错,民就会服从;提错错错,民不服从”(《论语?为政》); “政治必须正直,主帅正直,谁敢不公正?” ”;“子若掌政,何必杀人? 子欲善,民则善。 君子之德,小人之德。 草上风必灭”(《论语?颜渊》);“礼上上,则无人敢不敬;礼上上,则无人敢不敬;礼上上,则无人敢不敬;礼上上,则无人敢不敬。” 爱仁义,无人敢违;爱仁义,无人敢违。 人若好信,就无人敢不诚实。”“人正直,别人叫他不做; 孟子亚圣的行政思想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人性论为核心,以人性论为核心,以人性论为核心。重民轻君的民本思想,极力主张治国者实行仁政,他说:“君行德仁”(《孟子?公孙丑》) ,“三世以仁得天下,以仁失天下。 对于那些被毁灭的、繁荣的、灭亡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天子无仁,不能保天下; 诸侯不仁,则不保国; 官不仁,则不护宗庙;官不仁,则不护宗庙。 百姓不仁,四身不保。”(《孟子·礼楼尚》)由此可见,孔孟都把仁视为国家兴亡的首要因素,也是国家兴衰的首要因素。先秦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主张“性恶论”,因此,他的施政理念在孔孟重礼德的基础上,也强调尊重法律。 ” “听政最重要的是善者以礼待之,不善者以刑待之。 若二者分明,则贤奸不杂,是非不乱”(《荀子·王制》),“至善道之大形,长礼而行”。国法为常”(《荀子·王道》)。

从行政主体入仕之道来看,儒家经典《大学》所倡导的“义、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之道。传统士大夫的追求与价值取向。 正信最终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并形成了持续不断的价值体系。 无论是通过孝道选拔官员,还是通过科举选拔官员,所有选拔的官员都沉浸在儒家思想的语境中。 正因为如此,儒家的礼、尊民、仁、义、忠等思想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行政领域和行政主体的习惯,影响深远。

二、儒家思想对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就被统治阶级视为治国方略。 官员的选拔任用乃至官员自身的思想行为都受到儒家思想的规范和框架的支配。 约束下。

儒家思想为传统行政文化制定了一套规范体系。 源自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价值观已成为传统行政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由于儒家思想的突出地位,这样的规范体系被扩大到整个社会,从君主到平民百姓都被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 “清正廉洁、修身养性”作为为官的基本前提,也赋予了传统行政文化浓厚的道德倾向。 同时,儒家思想也塑造了传统行政文化的伦理范式。 在家庭与国家同构的宗法制度下,国家是扩大的家庭,家庭是缩小的国家。 社会成员按照礼仪制度的要求,发挥各自的角色,即“父仁,子孝;兄慈,兄弟悌;夫义,妻从”。 “长者益,幼者从,王者仁,臣者忠”(《礼记·礼记·韵》),这使得儒家所谓的齐家治理具有某种本质上的一致性。

当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行政文化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也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弊端,如等级制度、人治、裙带关系、重德轻法等。这些弊端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化进程。 负面影响。

首先,礼制强化了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等级观念。 在礼仪所维持的秩序中,所谓的长幼顺序、尊卑平等、君臣区分,导致人们缺乏平等意识。 在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中,“下级”的人格被贬低,变成了“奴才”、“小人”、“卑贱”。 等级森严的后果就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甚至产生依赖。 型个性。

其次,宗法传统造成了传统行政文化中公私不分的弊端。 父权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两千多年里,人际关系一直呈现出高低平等、远近相近的“差序格局”。 受此影响,在传统行政文化中,裙带关系、亲密关系已成为官场的潜规则。 在任用和提拔官员的过程中,功绩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远近有时也会成为优先考虑的因素。

再次,儒家文化创造了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治传统。 儒家主张以仁德治国。 虽然荀子主张长礼、尊法,但在上层统治者眼中,法制始终不如人治重要。 孟子曰:“民不适当,政不适当,只有大人才能了解王心的过失。王有仁,无不仁;王有义,无不义;王有义,无不义;王有仁,无不仁;王有义,无不义;王有仁,无不仁;王有义,无不义;王有仁,无不仁。君王正直,国家安定。” (《孟子?李漏下》)。 由此可见,贤王、贤臣、百姓构成了理想化的三位一体治理模式。 因此,一个国家的安全往往完全取决于君主和各级官僚的德行。

最后,儒家思想造成了传统行政文化重德轻法的弊端。 荀子认为“治国礼刑之经,为君子修民之和也。明德而慎刑,则国家处处安宁”(《荀子·程象》) )。 尽管如此,主张“性恶”的荀子仍然强调德性。 它是行政管理的基础。 这些重德思想被后世儒家学者继承和发扬。 例如,宋代大学士朱熹就认为:“德礼是治国之本,德是礼之本……所以,治民不能只靠礼”。最弱的,但也应该深入探索。” 它的起源”(《论语》),使得传统的行政文化在重视道德的同时,往往对法律和法制采取轻视的态度。(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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