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继承和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 中国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第二故乡。 佛教中国化是全方位、立体化、深层次、全方位的中国化。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凤凰网特别策划了佛教专题《大家谈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从佛教教义、佛教制度、佛教艺术、佛教文化等方面阐述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教育、佛教生活。 重庆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重庆千佛寺住持常慧法师发表《浅谈佛教理法中国化》一文。 他认为佛教中国化是佛教与中华民族的双向选择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有很大不同。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佛教才能在中国扎根、繁荣。 凤凰网佛教刊物全文如下:

佛教中国化是佛教与中华民族双向选择的过程。 佛教传统是解脱主义传统,主要是为了解除生命的痛苦、生死的痛苦。 佛教的这一传统传入中国后,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有很大不同。 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成为汉传佛教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佛教才能在中国扎根、繁荣。 佛教自中国汉代起就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本文主要讨论佛教教义和制度中国化的一些表现。

一、佛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佛教起源于印度,汉代传入中国。 然而,印度佛教的教义和制度却无法为中国人民所普遍接受。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印国情差异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位于南亚次大陆,属热带季风气候。 气候炎热,旱季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印度佛教所强调的苦难与超越的思想与这种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水土肥沃,气候温和,人们的痛苦感受不那么深。 这种气候条件的不同,首先要求中国佛教徒的修行方法和理念相对于印度佛教要做出一定的改变。

(二)中印社会基础差异

古印度的社会基础是种姓制度,将人民分为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和吠舍。 不同种姓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很大,甚至不允许相互通婚。 中国的封建制度虽然也强调阶级差异,但受儒家伦理影响,社会基础是父权血缘关系。 主张“君为臣之师,父为子之师,夫为妻之师”。 通过维持小家庭的稳定,然后逐层向外扩散,就是所谓的“家、国、天下”。

(三)中印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汉代,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文化成为政府推崇的核心思想文化,并自上而下发展。 统治时期。 儒家思想注重人的生活实践和品格塑造。 它不谈论鬼、神或来世。 它强调提高自身修养,进而造福社会。 佛教重精神轻肉身,重解脱轻生,重来世轻现世,重精神世界轻世俗。 它以“解脱一切众生”为基础,宣扬一切众生都应该修行,以脱离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 得到解脱,进入大自在的“涅槃”境界。 这显然是与儒家思想相矛盾的。 佛教要想在中国扎根,就必须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融合,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

2、佛教教义的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佛教教义与中华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上述限制,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 佛教的许多教理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与原始印度佛教不同的风格。 中国版佛教。

(一)空性与存在

当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将佛教视为类似于魔法的东西。 这样理解佛教,就未能真正理解佛教从水火中认识众生、普渡众生的根本宗旨。 魏晋时期,佛教般若佛教传入中国。 般若教导缘起和空性的原理。 佛教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结合的结果。 它不是唯一的因,也不是没有因,也不是许多因排列的结果,而是相应的因和缘。 合并。 一切都是如此,可以推导出两个道理。 一是一切事物都是关系的存在,是因果关系的存在,但正因为是因果关系的存在,所以它只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因此,佛教缘起论包括两层含义:关系论和过程论。 正因一切皆依缘起,故性亦空。 本质是空的。 佛教认为现象存在,本质是空的。 但自然的空性与存在是分不开的。 这是缘起空性。 论缘起时,须知本性空。 当讲性空时,要知道它也是缘起的。 有即是空,空即是有。 它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概念。 这个理论传到中国后,中国人很难理解。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切都是存在的,不存在空性和非空性的观念。 所以,当般若传到中国之后,中国很多僧人都了解了它,相信外在的事物或者人心是真实的,不是空的。 魏晋时期形成了六宗七宗的学说来解释佛教,这与印度原始般若有很大不同。 区别在于,要么心存在,要么事物存在。 佛教认为,物性本空,心性亦空。

(2) 有神,也没有神

然后在东晋时期,儒家和佛家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人有灵魂吗? 有神还是无神? 灵魂是毁灭还是不朽? 中国慧远大师崇尚有神论。 神是不朽的,所以灵魂可以转世、变化。 这与早期佛教的教义相悖,早期佛教反对灵魂不朽。 佛教也遇到了理论上的困难。 如果没有灵魂,我们如何转世? 佛教对此有非常深入的讨论。 人的意识流是存在的。 这取决于它如何转化。 中国僧侣明确主张神灵不朽,这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调整了印度佛教的原则。

(三)印度禅与中国禅

中国禅宗与印度禅宗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中国禅宗在教义上做了很大的调整。 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禅宗把成佛归结为“知心知性、见性成佛”。 在印度佛教中,成佛需要长期修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印度佛教主张离开家庭去修行,也就是离开尘世,离开充满烦恼的社会状态。 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现实社会。 中国禅宗认为,要想成佛,就不能离开世俗社会,不能离开尘世。 你不必成为一名和尚。 您也可以在家练习。 你仍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练习。 你还能明心见性,还能见性成佛。 这是一个调整。 另一种调整。 佛教本来讲的是救度众生,涵盖的众生范围很广,有神、人、畜生、鬼神等等,中国禅宗则不同。 它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思考。 佛性论,即人性论,主要是针对人,弘扬人性的。 兴是一种崇尚人的主体性的人文宗教。 中国禅宗也认为成佛并不需要很长时间。 顿悟就可以成佛,知心见性就可以成佛。 这也对佛教的理理和成佛之路做出了很大的调整。

(四)新时代的人间佛教

我们现在所说的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应该走的道路,是海峡两岸和中国四地所认可的。 这是非常正确的,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然而,我们所理解的人间佛教的概念,极大地发展了印度佛教的原则,与早期原始佛教更加不同。 人间佛教继承了中国禅宗的发展,更加注重人间、人生、现实。 引导现代佛教徒从事慈善、从事教育、关注文化、关心社会、走向社会。 ,不要脱离现实社会,正如中国所说,佛教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 上述教义变化,是佛教教义的丰富和发展,是佛教中国化的伟大成就。 佛教是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的文化精英创造的文化。 因此,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哲学内涵。 中国人对佛教教义也做出了贡献。

三、佛教体系的中国化

除了佛教教义的中国化之外,佛教的一些制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容易被中国人民所接受。 佛教体系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戒律的中国化

宗教戒律是针对人性的弱点而制定的。 佛教戒律是僧人和修行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中国僧人聚集后,百丈禅师制定了明确的戒律来补充戒律,并与戒律同时运行。 这是双轨管理。 纯粹的规则原本不是印度佛教所拥有的。 中国寺院的生活是按照整个戒律和规则进行的。 佛教的不杀戒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不能从事农业劳动。 锄地的时候,会挖出蚯蚓、小虫子,这是犯戒的。 中国禅宗主张农耕与禅宗并重。 这是中国僧人的创造。 “一日不干,一日不食。” 一天不干活,就吃不上饭。 从住持、首座开始,人人都要参加劳动。 中国佛教的这一传统是中国环境所形成的。 佛教戒律中并没有禁止吃肉的规定。 佛教传入中国后,从汉末到梁初,佛教徒,包括僧尼,仍然吃肉; 当梁武帝萧衍用高压措施强迫僧尼(以及普通信徒)永远吃素时。

(二)僧官制度的建立

僧官制度的建立是中国人的创造。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皇权应该控制宗教活动,建立僧官佛教。 中国的许多僧侣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僧侣任命的。 由于这种管理,佛教活动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 以前佛教见了皇帝就不拜,这和皇帝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中国皇帝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他的人民。 他是皇帝,他的家人都一样,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里,见到皇帝怎么可能不下跪拜拜呢? 的? 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冲突。 后来中国佛教就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关系。 君臣关系中僧侣向皇帝行礼。 中国的皇权高于神权。 对于任何宗教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一定要抵制中国国情,宗教的传播就会受到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根据时间和时机而调整的。 如果僧人投降皇帝,这个矛盾就会得到解决。 印度则不同。 搞政治的人见宗教人士必须下跪。

(三)佛教修行方法的中国化

在生活方面,印度僧人以化缘为生。 中国的僧侣不这样做,也不允许挨家挨户乞讨食物。 这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讲求诚信,“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在中国乞讨会被人看不起。 中国僧人自己做饭、准备饭菜。 这种活动给中国佛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要筹集资金,经营山田,经营产业,创造和发展寺庙经济。 这和印度僧侣不持有金银有很大不同。 寺院的田、山、林都是集体所有,不准分割。 它们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 寺庙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当过度扩张时,会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强烈抵制。 没有经济,事情就办不成。 宗教活动将会受到影响。 过度扩张会引起反弹。 掌握这个程度对于修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汉族僧侣的饮食崇尚素食。 印度佛教讲不吃肉,就是不吃葱、蒜、​​韭菜等刺激性的东西,不吃动物的肉,因为印度和尚是乞丐,施主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能要求信徒做饭为你。 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文武兼备,深谙佛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他建议僧人不吃肉、不喝酒。 从此,汉族僧人不吃肉,不喝酒。 这是中国佛教根据中国国情在生活上做出的调整。

结论:

维护社会稳定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法律,二是通过道德。 在世界各民族中,宗教是道德的基石,几千年来维系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 笔者相信,在近代中国,佛教必将与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进一步融合,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我们佛教徒将以更加勤奋勇敢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泛开展利他事业,为我国和平、进步、幸福的光辉前景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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