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基督教与其传播地文化的关系,是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基督教进入中国后,传教士也不得不面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完全异质的文明形态和文化传统,需要处理好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一些传教士认为基督教与儒教不相容,只能在“孔子或耶稣”之间做出选择; 但也有传教士认为两者并非水火不容,提出“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后者逐渐成为主流。 基于后者的考虑,观察、分析、研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已成为一些传教士的自觉行为。 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对外来文化的比较考察,对于我们认识儒学和中华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认识到,要想成功地推动基督教的传播,就必须顺应当地风俗习惯,理解、尊重和适应中国文化,特别是调和和理解中西文化的关系。基督教与儒教,以及基督教的重要性。 进行必要的改变和调整,以适应儒家思想、中国礼仪、中国文化。 他认为儒教与基督教总体上是一致的,可以相辅相成。 利玛窦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开启了明清时期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775年耶稣会解散的190年成功的传教生涯。

19世纪中叶再次东来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时仍然要面对如何调和两种不同背景的文化的问题。 理雅各、穆勒等传教士都明确表示,必须了解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经典。 认为儒教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附于儒教的方法[1](P26-264)。 “1860年代末以来,精通汉学的传教士‘在基督教中助儒’,试图通过宗教宣传材料在基督教和儒教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2](P74)。 林乐之、李家白、华志安、理雅各、丁伟良、李提摩太等人在面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传统背景下传播基督教、处理基督教与儒教关系的问题时,继承了利玛窦等人的遗产 他采用“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出版了一些关于基督教与儒教关系的著作,以证明基督教与儒教是相似的,并不冲突。 他明确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思想,也用这一策略来加强对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理解。 研究,并在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1869年底至1870年初,林乐之在其主编的《中国教会报》上发表了长文《论解散明教》。 他将《圣经》与儒家经典进行比较,指出儒家所推崇的五伦是,我教也非常重视五伦; 儒家很重视五常,我们宗教也很重视五常。 可见“耶稣心与孔孟同心”,说明基督教与儒家“教异而心同”,主张以儒家比儒的方式传播基督教教义的策略。 德国传教士华志安提出基督教教义与孔子的儒学“同”:“儒教之教义归于天命本质,耶稣之教义归于天命,仁义俱全”。 。

虽用万物而不逐物,但以物养心,物之微妙不可犯。 这个耶稣的原则实际上与儒家的原则是一致的。 ”[3](P3)他写《从西方到东方》,用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来比较中西文化,用儒家思想来比较和比较西方文化。包基督教。又一个德国人 1896年,传教士保罗·保罗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世论与儒学的成全》,提出“凡追随儒学者,应同入救世主义,互相勉励,共同努力”。齐心协力,力争第一。 至善至真之地,无远方”[4(P145-147),提出传教士在中国传播救世宗教,即基督教,必须完成国家的旧宗教,并在中国“救世宗教必须完成儒教”,1902年,安保禄出版了《论孔子与耶稣的友谊》小册子,对孔子、耶稣与孔子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论述。 1882年到中国,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四书》,身着儒服,礼拜孔庙,极力倡导基督教与儒教的“互和”、“互助”。明确提出“孔子加耶稣”的公式并大力推广,他并不反对中国人把孔子视为“互助”、“特殊教师”,甚至主张保留中国的祖先崇拜。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受光绪帝聘为顾问,将“和两教”(儒教和西教)与“和两宫”(皇宫和后宫)、“和两党”(整修)结合起来。党和保守党)是中国新政的“三大术”。

传教士要想按照“孔子加耶稣”的策略附着和利用儒学,就需要认识、理解和研究儒学。

传教士是从传教工作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儒学的,因此他们对儒学的看法也是从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的比较开始的。 他们将两者进行比较,指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并找到儒家思想中可以比较的部分。 ,用它来为基督教的利益服务并指出两种宗教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论证基督教优于儒教,并相信基督教可以弥补儒教的缺点,让人们接受基督教的教义。

基督教儒学的比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上帝观。 以神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重视来世与重视今生,是儒家思想最大的区别。 因此,儒家的天帝观、鬼神观、灵魂观是最受传教士诟病的,也是传教士能与基督教“补儒”的主要原因。 地方。 对于鬼神和死后世界,孔子在《论语·高级》中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知生,焉知死”; “不能侍奉人,怎能侍奉鬼”。 据此,一些传教士认为儒教本质上只是一种道德体系,而不是一种宗教。 它缺乏像基督教那样全知全能的上帝观念,认为孔子是一个无宗教的人。 “孔子因疏远古神,故无意建立神崇拜”[5](P293)。 穆威廉向王陶讲道时,批评儒家“讲人事而不讲天道,将是一种遗憾”[6](P11)。 麦高恩指出,忽视上帝的存在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儒家经典不是宗教书籍,不会给出任何神圣的启示。 “孔子羞于使用他之前的哲学家喜欢谈论的‘神’这个词。他“经常使用‘天’这个词(尽管他没有试图定义它),并教导他的弟子在对待神时要小心谨慎。 ,导致中国学者和思想家以无神论作为讨论宗教问题的态度”[7](P67-68)。 贺天爵认为孔子是一位伦理传教士和哲学家,而不是宗教领袖或信徒。 “孔子对于灵魂不灭或者来世的因果报应,态度非常冷淡,他并没有保持沉默。 说话”[8](P89)。 传教士还指出,孔子本人虽然受到崇拜,但他并没有受到宗教崇拜。 莫里森认为:“因为孔子不相信来世,也不相信任何神、天使或精灵,所以对他的崇拜不能称为宗教崇拜。” [9](P70)丁浩良也说:“孔庙里虽处处有礼,但孔子并没有被神化。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守护神,只是单纯地怀念和崇拜他。因此,这并不是直接的。”阻碍中国人民接受基督教信仰。” [10](P194)这些传教士的儒学因缺乏明确的超自然概念而受到批评,这构成了他们“批判儒学”的主要方面。 但他们也认识到,正是儒教的非宗教性和对孔子的非宗教崇拜,与基督教崇拜“独一真神”并不构成矛盾。 儒家思想并不支持中国人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接受基督教信仰。 构成直接障碍。

也有传教士在上帝观上试图吞并、融合基督教儒教,认为儒教知道有上帝。 但他们对儒家的上帝观仍然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认为基督教的上帝观优于类似的儒家观念。 。 在《中国经典》中,理雅各承认儒教是一种具有“超自然”观念的宗教,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 他认为儒家的人际关系和道德责任理论是有天的观念支撑的。 但他也认为“孔子在神的存在问题上缺乏古代圣人的忠诚……孔子喜欢用‘天’来指称神通,而从不用个人的名字来指代。” 上帝'[5](P293)。 安保罗指出:“儒家对于上帝不是很清楚。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存在,但他们用含糊的语言谈论天和鬼神,而没有明确地解释……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存在,但他们不要指出神是至高无上的、不能朽坏的,救恩的教义很详细,说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创造了天地,统治着历代的所有人。一位神没有任何空间掩盖他的荣耀。” [4](P146-147)他用基督教教义的《上帝观》批评了儒家的上帝观。 传教士对儒家上帝观的批评主要是,与基督教上帝观相比,儒家上帝观过于碎片化; 孔子用模糊的“天”概念代替了“神”概念,这与鬼神概念是模糊的。 清代没有明确上帝是唯一真神,导致出现无神论,或者多神崇拜、迷信鬼神; 基督徒被允许敬拜神灵,但儒家的祭天只是皇帝和政府的特权,疏远了公众与神灵等等。 他们认为,由于这些缺陷,儒家未能发展出一种完整的“全知全能”、普遍、永恒和唯一的上帝概念。

(2)自然观。 基督教和儒家的宇宙起源理论有很大不同。 基督教神创论认为,全能神在六天内完成了宇宙的创造。 儒家创始人孔子很少谈论世界的创造,也很少谈论宇宙的创造和宇宙的起源。 《论语》和《孟子》很少涉及自然观。 《易经》试图用“阴阳”、“太极”、“二易”、“四象”、“八卦”等来解释宇宙的创生。 宋代以后,儒家关于世界本源的思想日益丰富,包括气本原、理本原、心本原等学说。 但总的来说,自然观的内容是儒家的弱点。 传教士们显然注意到了儒家思想在上帝创造和自然观方面的缺陷。 谢微楼批评说:“儒家未能彻底考察一切受造之物,未能洞悉其原理,了解其用处。据说,事物的变化只是由理性引起的,而没有意识和管理。这是但是我知道这是自然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广东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杂乱无章,无法辨别……就拿《易经》来说吧。儒家被视为发明天道之书,而张弧载鬼,语言涉及荒谬。” “按照儒家思想,世间万物都是自生自存,没有任何神灵的主动管理或创造,而是通过调节气、与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这种理论不仅与基督教不相容,而且与基督教不相容。”与各种泰国和西方哲学不相容”[4](P160-161)。 他们注意到,儒家虽然提到“天”和“学物而知”,但“天”是模糊的,“学物而知”只是一个名称,他们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儒家思想缺乏物理学的研究,缺乏较系统的自然观,没有为实践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人性论。 基督教和儒家的人性理论也有很大不同。 基督教的人性论与原罪论相联系,是典型的人性恶论。 人们相信,人类的祖先夏娃和亚当是因为违背上帝的旨意,吃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而死亡的。 堕落者犯了“原罪”。 人一来到世上,就背负着“原罪”。 人类无法靠自己拯救自己,只能依靠上帝来救赎。 儒家虽然有性无善恶(《告子》)、性有善(孟子)、性有恶(荀子)、性有善恶(《世说》)等理论,但主流理论是人性本善的理论。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具有四种美德。 在《孟子·公孙丑》中,他说人有四美之性:慈悲、羞耻、屈辱、是非。 既然儒家和儒教在人性论上存在这样的差异,传教士自然就会批判儒家的人性论,或者以适合基督教教义的方式来解释它。 理雅格指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就有善良、正直、礼貌和明辨善恶的能力。 他还把仇恨、不文明和邪恶视为人类生活永恒的特征。 这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本性善良的人会变得如此腐败。 “孟子的教义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反”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解释。 “孟子的人性论虽然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也漏洞百出。” 》、“孟子的局限性在于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5](P298-299)。魏连臣的《论性》一文宣扬基督教的原罪论和性恶论,并以此反驳孟子的“性”论。他指出,上帝创造的始祖具有纯洁的本性,但因为“他们听从魔鬼的话,违反了皇帝的法律,皇帝剥夺了他的财产”。心,他的本性就变得邪恶了。”[4](P14-18)。言外之意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本性本来是纯洁善良的,但吃了禁果后,他们的本性就变得邪恶了。保罗也用这种“天命之性”与“人之性”的区别,对孟子的“性本善”进行了附带的解释。亚当和夏娃的本性是善的,在违背上帝之后,他们的始祖和世界的人性就变成了恶[11]。 基督教以性恶论为基础,主张向外力求救,向上帝寻求拯救,重视上帝的“启示”;而儒家以性善论为基础,主张依靠对人性的认识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道德完善”和“道德完善”的内在良心和能力。 “成德成圣”,重视人的“悟”。 传教士从求上帝救世的教义出发,不认同儒家内求内省、自我发现良心和能力的道德修养理论。 “根据基督的教义,人性的纯洁和完美取决于上帝的帮助……孔子在有关未来生活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沉默和无知是他整个道德体系中严重而根本的失败”[5 ](P293-294)。 在他们看来,儒家把希望寄托在内心的修养而不是上帝的帮助上,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4)道德。 传教士认同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 他们非常推崇,认为这符合基督教伦理,所以做了一些了解儒家伦理的工作。 “英国传教士约瑟夫·约瑟夫宣称孔子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其思想深度和影响力可与苏格拉底相媲美”; “另一位传教士尼维斯宣称:儒教是最完美的、独立于基督教而存在的道德体系。他认为孔子对于良好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其他无生命的古代圣人都大。” [5](P295)。 林乐之在《明教化解论》中说“耶稣心与孔孟相合”。 重点在于伦理价值观的重合:“儒家重五伦,我们宗教也重五伦”。 儒家强调五常,我的宗教也看重五常。”“儒家的君子三戒,和我们宗教的上帝十诫是一样的。”华志安虽然提出了很多在《儒学集》一书的最后指责儒学的缺点和错误时,他承认“儒学对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优秀的表述,对于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对关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讨论在《基督教启示录》中有类似对应的说法”[12](P276-277)。 理雅各认为,儒家关于人类道德责任的教义非常有价值。 “看看它所讲的四件事中的最后三件事——知识、道德、忠诚和真理——它们与基督教非常相似。 摩西律法和福音书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些信条影响下的世界一定会是一个美丽的世界”[12](P261)。 保罗·保罗在《孔子与基督为友》一书中认为,儒家伦理以人伦为基础,称为“五常”和“五伦”,即仁、义、礼、智、信。以及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 ,这与基督教的说法非常一致。 传教士赞扬儒家思想的具体美德,并交流基督教的相关内容。

传教士也批评儒家伦理。 除了前述对自立成德成圣的指责外,他们从基督教的立场和西方的角度指出了儒家伦理的以下主要问题: 儒家五伦论不涉及上帝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除了“五伦”之外,还有“神人之间的第一伦”。 林乐之在《论中西关系》中批评儒家只有人伦伦理而缺乏自然伦理和物质伦理。 《论》指出,除儒家五德外,还应加上神、远人二德。 有些美德宣扬得有点过分,如“孝道被夸大到神化父母的地步”[13](P240)、过多的繁文缛节等。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儒家理想虽然崇高,但没有威慑作用”[12](P166)。 由于儒家所倡导的道德缺乏必要的约束力,所以有些德行虽提倡却无法实现。 他们认为,儒家伦理值得赞扬,但如果不发展对上帝负责的学说,它的道德力量就没有立足之地,它的人民就无法获得新的生命。 因此,在基督教伦理之前,儒家伦理仍然被强调为低等的。

(五)对礼俗的看法。 传教士从基督教崇拜独一真神的信仰出发,对祭天、祭祖、祭孔等与儒家思想有关的礼俗进行了观察和评述。 他们发现,中国人对天的崇拜与基督教仪式比较接近。 例如,皇帝每年两次去天坛祭天、祈福。 “这个仪式无论从整体特征还是各个具体环节来看,都与圣经中的宗教仪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8](P92),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这种仪式盛大的仪式只是皇帝的特权,尤其是女性是不允许出现的。在天坛附近,普通百姓也用自己简单的形式表达对上天的虔诚,但中国人是泛神论者。“缺乏明确的人格” “是中国人崇拜‘上帝’的致命缺陷”[12](P264),这与儒家经典中“天”的概念模糊有关。他们还注意到,对祖先灵魂的“祭祖”在中国非常普遍,大多数传教士认为这种祭祖活动完全是一种不利于传教工作的错误信仰,因此反对。例如何天爵说“祭祖”是中国“最古老的祭祖活动”。以及所有宗教仪式中根深蒂固的内容。 而毫无疑问,祖先崇拜将是中国人最后消亡的错误信仰”[8](P92)。不过,也有像丁维良这样的传教士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是可以容忍的,并不违背基督教。

综上所述,传教士的儒学观是他们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对儒学的理解。 他们主要批判儒家的上帝观、神创论和人性论,但也有附带的解释,如将儒家经典中的“天”、“帝”与基督教的上帝进行比较,将“性本善”解释为“命运的命运”。 “性”,人类始祖未食禁果之前的本性; 对儒家伦理道德给予了更多的肯定,但也有批评,特别是儒家的内向性道德修养论和对天责论道德修养的缺乏。 论文中批评较多; 对儒家祭祖、祭孔等习俗也有批评,但也有传教士认为,它们是非宗教崇拜,与“拜上帝”并不完全对立。

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分析和思考是“非儒家文化界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研究”[14](P129)。 作为一种外来视角的比较文化理论,作为一种宗教视角下世俗政治伦理思想的反映,传教士的儒学观对于我们审视儒家文化的价值与局限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传教士的主要批评是儒家思想只重人伦而忽视家庭关系,忽视了对人类超然层次的关注和终极关怀,特别是对独一真神的缺乏纯粹而执着的信仰,导致了民间层面的多神论、泛神论信仰和文学层面的无神论的失败。 在信仰问题上,与基督教的坚持和排他性相比,儒家文化表现出宽容,但同时并不坚定。 孔子本人既不相信鬼神有,也不相信鬼神有,“敬鬼神,远离鬼神”。 其影响在于塑造了鲁迅所说的“无特行”的国民性格。 鲁迅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和‘信仰’,但似乎很少有‘坚定信仰’……儒者尊孔,必同时拜佛;军人信贾,必信贾。”明天鼎。宗教战争从来不存在,从北魏到唐末,佛道两教相继走到一起,仅靠皇帝耳中少数人的甜言蜜语。 ” [15](P131)传教士在凸显基督教神圣、超然的一面的同时,在享受儒家文化优点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文化的人文特征。与基督教文化相比,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人文主义,即人文主义。以人为本,关心当今世界,关心国计民生,关心人的伦理道德,关心人们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人们的信仰,体现了一种务实的精神。

上帝与理性主义精神。 儒家思想的本质是以仁为核心、以“五常”为重点的伦理思想。 这也是儒学最受传教士推崇的部分,也是传教士理解儒学的重点。

如上所述,林乐之指出儒家强调人伦而忽视家庭关系,同时忽视物质关系和自然科学。 中国文化的以德为本精神,不仅体现在以道德取代宗教,而且体现在道德哲学的片面发展,而自然科学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将政治与教育融为一体,而且将教与学融为一体。 这种模式本身不利于学术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 此外,在儒家知识体系中,“格物致知”只是名副其实,未能充分考察“物理”,本应发展的自然科学领域被胡言乱语所迷惑,被传教士批评为星象、相相、风水、阴阳奇门等“伪科学”。近代西学东传时,“中体西用”模式仍然偏重名教,科学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当科学与基督教在西方同时发展,一些基督教学者宣称基督教是科学之母时,在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思想的时代,中国并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被推崇为万物之灵,与天地并称为“三材”。 人性受到高度尊重,人性的高贵首先在于人能够有慈悲心、羞耻心、尊重心、是非心。 有了四种良知,人就可以通过对人性的自我肯定而达到美德和圣人。 In Christian theory, human nature is seen as fallen and sinful, and humans are in a despicable position under the care of God. But in specific moral practice and social life, we see another scene: in China, worshiping heaven has become the emperor’s prerogative, while in the Wes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worship God; in China, based on good nature, we place hope on human nature. self-affirmation, ethical culture has developed one-sidedly, while in the West, based on the hope of external forces to realize sexual evil, laws, systems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the power of the emperor is supreme regardless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while in the West, the power of the monarch is affected by the powerful church system Contain; 等待。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religious culture and secular culture, when examining Confucian culture, the thinking and vision will become much broader. The missionaries’ view of Confucianism was undoubtedly a useful and pioneering attempt in this regard, although this was not their origin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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