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名故事:宗教与文化

成都地名中蕴含的宗教因素主要来自儒、释、道三大宗教。 一是以含“庵、寺、寺”的佛寺地名所代表的佛教文化,如大慈寺街、文殊院街、映华寺街等。 其次,带有道教色彩的“仙宫庙”代表道教文化。 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自然有很多以道教宫观命名的街道:青云北街(青云宫)、玉皇观街、青阳上街(青羊宫)等。 三、文庙体现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代表。 街道以供奉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孔庙命名,如成都文庙所在的文庙前街、后街、西街。 成都地名语素中的“德、仁、圣”也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 大邑鹤鸣山是道教发祥地,青城山是道教发祥地,也是道教胜地。 道教秉承老庄思想,以崇尚回归自然、自由自在为价值取向。 它倡导人的自由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对成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成都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

鹤鸣山

成都有许多道教遗址,如三官堂、青羊宫、纯阳寺等。 三官堂是道教祭祀天官、地官、水宫的场所。 民间有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消灾的说法。 而三官又统称为三官大帝、三元大帝、三官大帝等。从本质意义上讲,三官是道教最初的崇拜对象。 这是因为民间对三官的信仰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

现今的三官塘地区

自古以来,天、地、水都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 因此,人们一直对他们怀有敬畏和感激之情,虔诚地崇拜和崇拜。 从这一点来看,与道教中的许多门派相比。 为祭祀这三官而建的三官殿,就是原始的道教。

清代以前,天师道一直是成都道教的主流。 由于其十分重视斋戒仪式,并与民间社会联系密切,对成都当地社会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文殊院——成都最受欢迎的免费寺庙

成都一直是一座佛教文化非常活跃的城市。 历代修建的佛教遗址千余处,尤其是隋唐时期。 现存大型寺庙主要有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等。

文殊坊位于成都市一环路北段右侧。 因著名佛教寺院文殊院而得名。 文殊坊原名心香寺。 据《成都县志》记载,新乡寺于明末毁于战乱。 只有十尊铁环护法神像和两千多年的杉树幸免于难。 清康熙二十年,慈度禅师来到这座废弃古寺苦行,没几年就出名了。 相传慈度禅师圆寂后被火化。 红色火光在空中凝结成一尊文殊菩萨雕像,久久停留在那里。 Cidu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从此,新香寺更名为文殊院。

蜀都大道大慈寺路因大慈寺而得名。 唐朝时期,高僧云集蜀地,玄奘兄弟云游蜀地求学。 相传玄奘在大慈寺受具足戒。 安史之乱后,玄宗避难成都。 当我看到大慈寺僧人英干为街头的穷人施粥、为国家祈福时,我深受感动,于是题写了一块匾额,上面写着“大圣慈寺”的遗旨。 大慈寺由此得名。

至今成都的街名中仍有数十处佛教遗址。 红瓦寺、白云寺、净居寺虽然只是名不虚传的寺庙。 然而,正是它的名字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连同现存的佛教寺庙,足以看出成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繁荣。

儒家文化在汉民族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尊长幼、尊父子、尊君臣、尊圣贤人的观念也在地名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例如,军平街是纪念汉代思想家颜君平的; 天祥街上有供奉南宋宰相文天祥的天祥庙; 乐府街是清代“一家四将军”之一岳钟琪的宅邸; 永陵路因唐代五朝末期蜀王所建,而得名。 文翁路因蜀郡刺史文翁设官学、筑石室而得名。 文武路纪念文武两位圣人。 杜甫草堂外的草堂路是纪念旅居成都的诗人杜甫的。 四川主要寺庙 这条街因四川人祭祀李冰父子的川主庙和川主宫而得名。 因此,三圣寺街有纪念刘、关、张三人的三义宫和三圣寺。 清初移居四川的移民,将宗教信仰带回了原籍地,并在成都地名上留下了印记。

成都一观寺位于一环路南三段沿线。 建于三国时期,由蜀汉政权为祭祀关羽而建的陵墓发展而来。 关羽虽然是道教神明,但庙宇却是佛教文化的产物。 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将关羽视为儒家忠义观念的化身,视为忠君爱国的典范,从而逐渐达到“君王、君王”的地位。帝,帝圣,圣圣天”。 关羽被誉为武圣关公,与文圣孔子齐名,为后世所尊崇。 历代人景仰的忠、义、信、智、仁、勇都凝聚在关羽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伦理。 理想渗透着春秋儒家的精髓。

成都另一个体现儒家文化的典型地名是四围村。 四围村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磨子桥左侧。 它建于抗日战争时期。 在中国古代,礼、义、廉、耻是治国四纲。 它们也被称为生命的四个维度。 出自《管子·牧民》:“礼、义、信、耻,国之四维”。 管子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 强调“装饰四维”和“开四维”,强调礼义的强制作用。 通过“礼以导人”,最终达到任用人才、以法律法规作为人们言行规范的目的。 中华民国政府也据此提出“四维主义”,号召民众修身治国。 以此为全国抗战历史背景下的街道名称,不仅表达了成都人民弘扬祖国传统道德的意愿。 也体现了成都人崇尚高雅的情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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