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利弊:新视角

2004年8月6日 16:35 中国评论网

一、简介

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评论界普遍认为其中包括儒家文化的影响。 然而,近20至30年来,东亚“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本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却被评论家归咎于儒家文化。 这是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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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矛盾。 当然,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止一个。 但从文化影响来看,儒家文化确实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 这当然只是老生常谈。 我们所谓的新观点(至少据我们所知是新的)的中心论点可以概括为: 1.儒家文化中存在阻碍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着极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 2、儒家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错误是没有区分治家与治国的不同原则。 它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如此。 使用相同的原则,所有人都可以成功。

本文讨论为什么治家与治国的理不同,以及为什么儒家用适合治国的理去治国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儒家的一些思想有利于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 然后论述了日本和“四小龙”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

2、治家与治国的区别

家与国至少存在以下三大差异,使得一些适合治家的原则不适合治国。

首先,家庭成员之间有血缘关系,所以每个成员都会关注其他成员的利益。 野兽虽然凶猛,但它们不会吃掉自己的孩子,而是会保护孩子。 这是生理上的自然遗传效应,人类也不例外。

其次,家庭成员之间在爱情和生活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使是一个纯粹自私的、不关心妻儿幸福的人,也不会为了自己的平安幸福而让妻儿挨饿而大惊小怪。

第三,家庭成员人数少。 即使实行共产主义,对生产激励的影响也不会太大。 比如,一个四口之家,如果一个人多干活,多挣100元,那么“共产主义”到来时,他还剩下25元。 虽然激励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在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即使一个人多生产100万元,“共产主义”来临时他也拿不到一分钱。

综上所述,家庭成员之间利益和谐的因素大于导致利益冲突的因素。 因此,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必要计算金钱利益。 相反,这种不经意的利益计算可能会影响成员之间的感情,增加计算利益、解决冲突所花费的交易成本。 因此,儒家的“共产主义”是在家庭内部实行的,而不是平等交换的市场法则; 用情感和道德的力量来代替契约和法律的限制。 一般情况下,并不影响家庭成员为家庭做出贡献的努力。 这样在不影响效率的情况下,节省了家族内部内部监督和激励的管理成本。

相反,一个国家的家庭之间的关系,除了少数非常亲密的朋友之外,一般都是一种精打细算的平等交换关系。 如果按照儒家的治国理政,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就可以归结为道德关系。 我们视君臣为父子,视他人为兄弟,视天下国家为一家,视正义为利益,不同意用任何物质利益的原则来规范人际关系。 换句话说,家庭内部共产主义是在家庭之间实行的。 那么,人们的积极性就会下降到极低的地步,“搭便车”的现象就会普遍存在,经济就会陷入混乱。 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以国治国虽然会节省人们之间的市场交易成本,但这种家长式的治国方式会产生巨大的效率损失和极高的监督激励成本。 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治国​​之道。 因此,治国必须遵循法治,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和私有产权等手段处理好家庭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样才能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

三、儒家思想中不利于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因素

儒家思想中有很多不利于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因素。 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建立首先必须建立在交换双方利益的承认和计算的基础上,最终必须建立在法律保障的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 由于儒家主张以礼义治国,反对一味的等价交换,统治者和国家可以随时侵犯私有财产,蔑视商业,这就破坏了市场经济产生和建立的基本条件。 这样,在以法治、私有财产和自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尚未建立之前,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和障碍。

首先,儒家重义轻利。 所谓“君子唯义,何谓利”?

其次,与上述观点稍有关联的是“明天的原则将毁灭人类的欲望”°。 虽然朱熹在卷十三中继续区分天理与人欲,说:“饮食是天理,求美味者是人欲。” 这就是说,圣人并不是要消灭人的一切欲望,而是他们不想消灭人的一切欲望。 对欲望的追求显然是反对的。

第三,儒家重道而轻农工商业。 樊迟向孔子请教农耕知识,被骂为小人。 孔子还批评子贡“无命而产”,将商业生产列为违背天命的不守规矩的行为。 “君子无术”(不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和实践技能)已成为儒家的戒律。

尤其是商业,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在士、农、工、商四类中处于最底层,社会地位最低。 直到清末,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海外影响,商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才逐渐提高。 但正如朱英所论述的那样,“与近代西欧国家商人的政治成就相比,清末商人已黯然失色”。

元朝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蒙古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比满人少),情况比较特殊。 总体来说,元朝商人的地位并不低于儒生,很多巨商都受到蒙古政权的高度重用。 然而,即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正如余英时所论述的那样,“儒家思想的社会价值根本没有改变,仍然是‘重农轻商’……商人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很活跃”自战国秦汉以来。但从价值体系上看,他们始终处于四个民族的垫底。”

上述儒家观念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已经被很多人讨论过。 水丙河举例说,“我们可以用价值体系化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由于精英的价值体系与中央官僚体系融为一体,而且这种价值体系强调道德高于现实利益、精神高于物质,任何成功的商人或矿主或礼后人士都想加入这个行列。为了追求仕途,他们必须放弃成功经济运作所必需的价值体系——即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平民价值观。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商业文化从来没有对官僚政治产生过强有力的挑战。”

我们来看看儒家不分家国的治国理政的弊端。

4、儒家治国以家治原则

儒家关于治国之道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们认为,治家与治国是同理的,能治家的方法就能治好国家。 治理家庭的规则主要是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即以人治、以异治(礼)。 父母治理家庭,家人治理父母。

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父,子,子。” 治理国家和治理家庭的原则是一样的,那就是国王和他的父亲必须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行事,无论他们是国王还是父亲; 部长必须恪守部长职责。 这是遵守礼仪,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等级和地位感到满意。

《程氏遗书》卷四也云:“君子之遇,无论大小,皆以敬为礼……若由心而行,则‘天下太平而礼敬’”。 ’”。 无论是家里的小事,还是世界上的大事,都有办法解决。

“懂得修身,便懂得治理别人;懂得治理别人,便懂得治理天下”?

“修身养道”。 。

“天下有五大道,故行知者有三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友爱。天下五大道,亦是知、仁、义。”和勇气。这三者,世间是一种美德,所以修行的人也是一样。”?

可见,儒家所谓的治国之道,无非就是以治家之礼、待人之义来治国。 荀子《恶性》中写道:“当今之人之性,是好利而顺从真理,所以求生而不肯屈服灭亡;但若有恶有恶报,则顺从真理,所以贼生而忠信亡。焉;生有耳目之欲,好声好色,有从顺之意,故礼义文义,生于淫乱,则失矣。顺从人性,顺从别人的感受,必然会产生争斗、违分、混乱,而最终走向暴力。。所以,必须有师法、礼义、道义的转变,然后才应该。以听从为基础,遵照文献和原则,回归治理。”

儒家“大同治世”的理想是:“大道之道,天下为公,贤能者选,信和者修,老友不独”。亲其亲人,不但给子孙,以年老名,力大有用。” ,少年将长大,少年、丧偶、孤寡、残废、病弱者都将得到照顾; 男有分,女有家。”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理想的治国之道,即以无私、爱人如己为前提。

然而,人终究是自私的,所以儒家退出治理去谋​​求“小康”:“今大道已隐,天下一家,人人爱其亲人,人人有其子,其富”。能力是自己的,天下人都视之为礼,城墙沟池以为坚固,礼义为戒。子,和兄弟,和夫妇,立制度,立田,有智,有勇,有知,有功。故谋为行,军队从这里起。虞、汤、文、武、成王、周公皆由此选,此六君子,无一不讲究礼法,以其义,试其信,文有过讹,刑之仁,让步以示。如果有人不遵循这一点,那么坚持的人就会有麻烦,所有人都会有麻烦。 这就是所谓的小康社会。”儒家的这种以礼治国的方式,是治家的翻版。孔子认为,君子之道“始于夫妻”,但应该扩展到各种方面。人际关系,子要侍奉父亲,臣要侍奉君王,弟弟要侍奉兄弟,朋友要和睦相处,这就是家庭之外的情况。人际关系相当于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是通过义来沟通的,俗话说,君子比义,小人比利。

孔子明确提出,修身齐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 “古之欲明德于天下,必先治国;欲治国,必先齐家;欲齐家,必先齐家”。修炼你的身体”; “……心正则身修,身后修,家和则国家治,国治则天下太平” .”?

如果人人都恪守礼仪,“为王止于仁,为臣止于敬,为子止于孝,为父止于慈,与国民通止止”。信任”? 国家可以治理。 君子有礼、有义、有信,人民就会服从他。

儒家还主张以仁治国,以义治纷。 孟子对他说:“大王何须说利益?只有仁义。大王说:‘如何才能利益我的国家呢?’ 医生说:“这对我的家人有什么好处?” 士民曰:“我何以能利己?” 上上下下,国家因征伐而危险,千乘之国,杀其君者,有千乘之家;千乘之国,杀其君者,有千乘之家。百车之争,取万车则取千车,取千车则取百车,原因不多,以义为先,利为先,不夺去,则不满足。亦是无仁而离亲者,无义而为君者。君王亦谓之仁义,何须为之?这也叫利益?”

荀子还强调治国之长礼义。 “贵贱有平,长幼有别”?、“君臣、父父、子子、兄弟皆同”?、“尊贵、尊贵” 、德、老、长辈,义之伦理,礼之秩序也。” 这就是荀子以礼治国的宗旨。

五、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家文化有利于经济发展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

第一,遵守“君、臣、父、子”的礼仪思想,虽然没有家国之分,但也具有教人知足常乐、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有利于经济生产方面。

其次,重义轻利的思想虽然影响人们从事商业活动,但如果给予商业社会,则有利于维护商业道德,有利于经济发展。

第三,儒家文化有勤俭节约的精神,特别是新儒家受新禅宗、新道家苦行观影响,不虚度光阴,不食不做。 在私人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下,这种节俭精神显然有利于生产和积累。

第四,对于统治者来说,孔子有以下原则:“俭用”、“薄收”、“富民”、“厚施”、“使民适时”(即只在节假日时征收劳动)。农闲季节避免影响农业生产。)等主张也有利于经济生产。

总之,儒家文化贬低利欲、工商业,以德治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但是,只要有市场经济,就有能力维护私有财产权和自由。 交流制度、儒家文化都有加速经济发展的因素。 最后一点将在下一节中进一步讨论。

六、儒家的齐家之道有利于管理企业

儒家主张“重公而抑私,重地位而抑骄,重平等而抑异,重利而抑私,重礼而抑争”。 视君臣为父子,待他人为兄弟。 如果用重义轻利的原则来治国,必然会造成大乱。 因为家庭以外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必须考虑的利益关系。 如果我们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家,我们就会失去经济实力和效率。 监管和激励成本必然增加。 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儒家的联姻方法应用于微型企业,在节省管理、监督和激励成本方面具有非常优越的效果。

企业巨大的管理成本中,最主要的是激励成本、监督成本和薪酬成本。 如果企业内部员工之间公平相待,和睦相处,像兄弟一样互相帮助,这无疑会提高效率,减少因纠纷造成的管理成本和生产损失。 如果企业管理者善待下属,下属对待企业忠诚,就像慈父孝子一样,那么劳资关系就会和谐,罢工就会减少,监督和激励成本也会降低。 如果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尊重自己的地位,以礼相待,那么公司内部的秩序就会得到加强,而不会增加维持秩序的成本。 如果工人把工厂、公司当作自己的家,那么无论报酬如何,他们都会为公司做出贡献。 这甚至可以在经济衰退期间挽救公司的生存,更不用说节省工资了。 如果企业、民众、上下左右信守承诺、处理纠纷,合同和法律纠纷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这样,有儒家文化的企业相比没有儒家文化的企业,可以有效降低管理成本和薪酬成本,从而更具竞争力。

由此可见,儒家道德规范虽然可以成功地用于治理家庭,但由于第二节讨论的家庭与国家的差异,它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 然而,这些家庭道德可以帮助管理企业,尤其是小型家族企业。 该原理与第 2 节中讨论的原理类似。

对于纯粹的家族企业,企业成员也是家庭成员,因此第 2 节中描述的所有原则均适用。 对于非家族小企业来说,公司成员之间虽然没有血缘、爱情关系,但往往有朋友、工作关系,有点类似于家人。

香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企业之所以具有竞争力,最主要的文化原因是他们在治国理政上抛弃了儒家教义,在管理企业上弘扬了儒家文化。 西方国家治理得很好,因为他们不是以一家之主治国,而是用法律和市场体系来治国。 西方公司的竞争力越来越不如日本和四小龙。 原因之一是西方国家采用相同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企业必须统计任何范围内的每一个细节,从而大大增加了微观管理的成本。 就企业文化而言,不如儒家文化。

七、日本与东亚“四小龙”快速发展的原因

日本的大龙和东亚的“四小龙”都是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 他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之前经济的落后与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 此前,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从宏观上采用家族治理方式来治理国家,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因为国家是一家之主,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经济关系是由伦理道德关系来支配的,人们之间的利益算计、精打细算的关系被淡化或消失,所以市场交换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被生产出来。

然而,在近代西方对东亚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侵略下,以法律制度为主的西方宏观法治治国方法被上述国家所采用。 – 自愿或强制提及的东亚国家。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自愿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二战后进一步被迫采用西方政治制度。 台湾一方面继承了孙中山的西化政治制度,同时又在战后美国的影响下,在宏观层面上得到了贯彻。 私有财产和市场体系; 香港在宏观上完全采用英国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 新加坡和韩国在宏观层面均采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日本龙和东亚“四小龙”腾飞之前,就已经以宏观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 但在公司内部,儒家文化依然根深蒂固甚至发扬光大。 微观经济儒家文化与宏观经济自由市场文化的优势结合,是日本龙和东亚“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原因。 可以预见,这样的组合最终将让东方再次领先于西方。 还可以假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儒家文化的国家将比没有儒家文化的国家发展得更快。 因此,我们认为,国家的宏观治理必须是西化的,企业的微观治理必须是儒家的、东方的。 宏观西化和微观东化是一条优越的杂交之路。 这里所谓的东方化,是指采用儒家思想的优点,但并不排除同时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和会计制度。

八、展望未来发展

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儒家文化中有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因素,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家文化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中国经济的未来应该是走向市场经济。 第二,只要能够超越旧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和私人生产,中国经济就能像日本和“四小龙”一样蓬勃发展。

私有产权和市场调节的生命力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和真理,无需进一步阐述。 今天的问题是如何从现有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

除了加强法治,利用言论自由的力量制衡党、政府和企业,利用法律和金融手段引导市场错误(如空气污染、假货、欺诈、误导性广告、等),本文的作者之一曾与杨晓凯合作发表文章,主张大多数国有企业应该私有化,并以股份的形式出售给公众。 可以考虑对相关权力人员和企业职工给予一定的优惠,以补偿他们在私有化初期可能遭受的暂时损失。 对于这一建议,有人认为没人有钱去收购国有企业。 我们认为钱不是问题。

在公有制国家,由于产品供应低于人们的购买力,经常出现排长队的现象。 另一方面,人们持有大量货币和银行存款。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货币和存款占年度零售额的比例远高于西方国家,甚至达到了危险的水平(超过60-100%)。 鉴于此,苏联在两年前采取了极端措施,宣布50卢布和100卢布纸币停止流通,只允许少量大纸币兑换小纸币。 这样的措施无疑会造成许多令人悲哀的现象和后果。 许多人通过多年的勤劳和节俭积累了大量的金钱,但多年的积蓄却化为乌有。 这大大降低了人们对货币和其他私有财产的信心,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可能没有苏联那么糟糕,但是老百姓的人民币和银行存款也是上万亿的。 该金额的一小部分可以作为股票购买的大量资金来源。 不仅解决了私有化问题,还解决了货币过剩问题,一石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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